那一刻，残酷的青春戛然而止
“许健于昨天上午去世。”
公元2008年3月6日下午5点半，在去食堂的路上收到这条通过老家舅舅的号码发过来的短信。紧接着又是一条：“食道癌”。我怀疑是表妹的恶作剧，便立即回复道：“真的还假的”。
“真的”——语气坚定，不容质疑。没有谁会拿自己亲人的生死开玩笑，我相信了。心猛得跳了一下，突然感觉心中的一块原本踏实的地方塌了下去。不到30岁的人怎么就这样没了？我无法找到说服自己的理由。
许健，我的表哥，属羊，生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年——1979年，尽管早已结婚，但一直没有孩子。大脑中不停地搜索着关于他的形象：一张蜡黄的脸，颧骨之下深深地凹进去，没有血色。憔悴、消瘦，眉宇间流露着不属于他那个年纪的忧郁与感伤。
见他的最后一面居然还是去年九月份回老家，为父亲过50岁生日的时候。当时他笑着对我说“你怎么越长越胖？”也不记得怎么回答的，只记得当时实在太忙，来不急与他多聊几句。酒席结束的时候，他为姨妈（他的母亲）将一些剩菜打包回家而耿耿于怀，认为这样做有失体面。之后，就一直没有联系，即使是农历春节。
翻看手机，居然也没有他的手机号码，甚至连他家的号码也没有，好像根本没有这样一位亲人。怎么会这样？
简单而幸福的童年
宗族的概念从来就没有在我们的心中形成，姓氏的差异更没有使我们之间产生生疏。我和表哥就是在这样一种简单而幸福的环境下长大的。
事实上，我与表哥许健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妈与我妈是亲姐妹，分别排行老三和老四。由于我们都是独身子女，再加上同在“外婆”家长大，所以虽是表亲，但关系更像亲兄弟。
或许，我们这一代人的诞生是对中国传统家族生活瓦解的开始。绝大多数情况下，宗族的概念从来就没有在我们的心中形成，姓氏的差异更没有使我们之间产生生疏，而平时我们也下意识地将相互称呼中的“表”字忽略了，只是在回到各自父母的怀抱中才会意识到，有一份爱是自己独享的。
也因此，我一直觉得自己属于幸运的那一代。相比于我们的上一代，我们不必为了有限的家庭资源，从一出生就与兄弟姐妹们去竞争。而相比于下一代，我们又不用体会“421”式家庭所带来的孤独。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大小国企如日中天。在那个黄金年代，能够成为一名国企职工，不啻为一件令人艳羡的事情。由于爷爷那一辈都是国企的老职工，我们的父辈在结束了看似荒唐，但又充满了激情的“知青”生活之后，顺理成章地捧上了国企“铁饭碗”。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正鲜艳，娃哈哈，娃哈哈，每个人脸上的笑开颜。”当时这首最流行的儿歌或许真的唱出了我们的心声。
那时父母的工资虽只有区区的几十块，买东西除了现金，还需要附带粮票、油票、布票等各种票据，但“无所不能”的单位几乎包下了每位职工“生老病死”的大小事情。
生病后有公费医疗，结婚后有单位分房，子女上学可以报销，定期的外地参观见学也成了每个职工都能享受的公费旅游和带薪休假。此外，逢年过节还有各种福利与奖金。印象最深的是每到全厂年终总结大会，为了防止早退，散会的时候会有一个人在门口拿着一叠“大团结”（十元大钞），出来一个发一张。
而这一切到现在似乎已沦为了某些特权群体的福利，普通的工薪族只能望而兴叹，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也难怪父母们总觉得国家对不起他们——一出生就挨饿，一上学就文革，一工作就下岗，一退休就买断。
我和表哥就是在这样一种简单而幸福的环境下长大的。记忆中，我们会为了一点好吃的、好玩而抢得不亦乐乎。急了，我会张开嘴去咬他。其实，我们并不在乎那点东西，只是觉得抢起来才好玩。
放假的时候，我们会跑到家属院的小山上去“探险”；捡些干树枝，烧一堆火就是“野炊”。夏天会跑到小河边“游泳”，一根竹竿，系根绳子，挂上缝衣针做成的吊钩，再串上蚯蚓就当作钓鱼。到了冬天，我们还会按照课文中鲁迅先生教授的捕鸟方式，找块空地，用筷子支着塑料菜篮，撒些米后，在远处静静地守候。只是到最后，连根鸟毛都没有逮到。
表哥最得意的应该是“拍贴画”。当时小孩中流行一种不干胶，上面是各种卡通人物，撕下背面后可以贴在墙上、桌上，所以我们俗称“贴画”。“拍贴画”类似一种竞技游戏，双方各出对等的贴画整齐地摆在墙角，然后用手掌拍打地面。谁将最后一张拍翻过来即为胜者。当时我常常嫌玩这种游戏手疼，而且还被大人视为不讲卫生，所以只是在旁观看。而表哥却是一个好手，赢了好些，当然不少也是他省下的零用钱买来的。随着他升入初中，业余的兴趣也发生了转移，之后他那几百张贴画也就移交给了我。
按照当时的成长轨迹，除了少数会立志考大学、当科学家之外。大多人会在读完初中之后，进入父母所在的那个行业的中专或技校学习。待学业完成后，便顺理成章地进入父母所在的单位工作。这一切似乎没有太多竞争，所以学习尽管重要，但并不是唯一出路，高考也只是少数精英的游戏。
激荡年代的沉浮
姨父或许属于当初因为国企改制而获益的少数人，但命运似乎喜欢在不经意间与人开些玩笑，一场交通事故让他一家几年的努力打了水漂。
毫无疑问，我们的童年是幸福而快乐的。然而，这种幸福也随着国企黄金年代结束而结束。
进入90年代，虽然还没有网络，电视频道也就那么几个，偶尔有几个港台明星来大陆演出都会成为轰动全国的大事件。然而，各种流行文化却以其独特的地下方式在中国大陆迅速地传播着。
突然之间，大街小巷流行起欧洲的绅士运动——台球，街边贩卖的杂志开始八卦地介绍起各类名人的隐私、绯闻，并喜欢添油加醋地编造一些秘闻。人们也不再习惯走进传统的电影院看大银幕，因为私人承包的录像厅的片源更加丰富，内容的尺度更大，片名旁总是喜欢加个括号，之后注明“少儿不宜”。
或许，我与表哥之间的隔阂也就是在这时开始。原本无话不谈的两兄弟开始无法理解对方的话语。我似乎越来越沉醉于书本知识的学习与背记，并且通过各种努力进入到省重点中学。而表哥却觉得课堂学习无比枯燥，随身听中的英语课文朗读磁带被偷偷地换成了盗版的流行音乐带，卧室也贴满了各种港台明星的海报。旷课、偷学以至打架斗殴，最后进了派出所。表哥和他的“兄弟”们把从系列港片《古惑仔》中的学到的处事方式和行为逻辑用到了日常生活。
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小国企的效益一年不如一年。父母开始抱怨工资要推迟一个月才能发，年底奖金居然是别的企业用来抵押债务的烟花炮竹。接着便是发不出工资，年底奖金取消。再后来是整个厂子转给所谓的私人老板承包，绝大部分职工下岗，只留下听话的、关系好的、送过礼的少数几个。发展到最后是私人老板将能卖钱的设备全买了，剩下的是一身债务以及破旧的厂房。
姨父或许属于当初因为国企改制而获益的少数人，他顺利地承包了一台单位在深圳的长途客运大巴。或许是已经度过了那个莽撞的年代，也或许“混”得太久已厌倦了那样的生活，艰难地完成了中专学业的表哥开始脚踏实地起来。先是从售票员干起，后来学会了开车。
那几年，应该是表哥以及姨父、姨妈最得意的几年。过年的时候，他们带回了当时老家还不多见的VCD，积蓄也达到令亲戚们羡慕的数字。表哥更是“洋气”地学会了一口广东语，并且煞有介事地提醒我，以后要多多学习粤语，将来才好“混”。
命运似乎喜欢在不经意间与人开些玩笑，一场交通事故让姨父一家几年的努力打了水漂。人们常说，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站起来。然而，姨父并不认同这句话，他觉得跑长途运输的风险太大，再加上老家单位本部还有个“领导”的位置吸引着他，于是就带着姨妈和表哥又回到了老家。
“领导”似乎并不好当，还没等姨父大展宏图，整个单位就宣布倒闭，而远在深圳的运输队也低价转卖给承包个人。姨父一肚子火气，他开始责怪姨妈当初为什么劝他回来。
没了工作的表哥又开始闲逛，慢慢地与以前的所谓“兄弟”又混到了一起。期间我的父亲为他介绍了好几份工作，但表哥都觉得太累或者没有前途，干几天后就走人了。
被命运再次捉弄的一家人
当初因为交通事故，姨父的几年努力化作了泡影，这次也是因为一次其实根本算不上事故的事故而使他们一家的梦想完全破灭。
这时，在一个朋友的劝说下，姨父又动起了在老家跑运输的念头。当姨父与那位朋友合伙买了一台二手中巴车后，表哥似乎又开始有了雄心壮志。或许，这次买车姨父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表哥。
理想总是美好的，现实却总是残酷的。这台二手车接连出现问题，有时一修就得停运一天，收支虽然能做到勉强平衡，但要想抵消购车款却是遥遥无期的事情。当初的合伙人见状后提出要把这台车全部转让给姨父，在所有亲戚看来这是一个不划算的买卖，姨父却出人意料地同意了，并且想方设法尽快向所有的亲戚借到了钱交给那位合伙人。这一次，据说姨父还是为了表哥。
完全属于自家的生意后，表哥似乎显得更加卖力。他和姨父都期待着整个家因为这台客运中巴而转运。
命运似乎又一次捉弄了表哥一家。当初因为交通事故，姨父的几年努力化作了泡影，这次也是因为一次其实根本算不上事故的事故而使他们一家的梦想完全破灭。
农历年边的时候，一次出车，由于道路狭窄，表哥驾车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碰了一下。那人倒地后，卖车票的姨妈马上下车将其扶起，连声道歉后双方相安无事。然而，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在返回的途中，一伙人将表哥的车拦下，并声称之前那个人被撞成了脑震荡，要求赔偿。
“这不是讹人吗？”姨父和表哥不服，“当时明明就轻轻地碰了一下，怎么就脑震荡了呢？”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不得不报警作为收场。
交警似乎非常愿意处理这样的民事纠纷，二话没说就将表哥的车扣押了下来，并且启动了相关的司法调查程序。
被撞的那个人迅速地住进了医院，做出极度痛苦的表情后，要求进行全身检查。希望尽快结束这一切的姨父一一答应了，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轻微软组织挫伤”。表哥和姨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赔了不是，送了慰问品之后，双方达成了和解。
既然对方不追究了，这件事情应该可以就此结束了，满怀欣喜，表哥和姨父准备去交警支队领车。谁知交警支队说年边休假，相关案件不办理。
无奈，郁闷地过了一个年之后，表哥和姨父再次来到交警支队。谁知相关的办事人员以各种借口将这件事一拖再拖，最后查处表哥和姨父的车有几个月的养路费没有缴纳，需要交完养路费之后才可领车。
当时，姨父听说马上要进行“费改税”，养路费将并到燃油税中进行征收。他天真地认为，“费改税”后，相关的部门就会撤掉，到时也就没人向他征收拖欠的养路费了。再加上当时现金周转确实出现了困难，又不好意思再向亲戚开口就一直拖了下去。
谁知这一拖就是好几个月，“费改税”的政策始终没有实施。而这时，表哥和姨父又想起了将车子赎回的念头，毕竟那是当时他们家唯一的希望。而这时，除了要缴纳拖欠的养路费之外，还要缴纳这几个月的停车费。所用的费用算起来，没有个几万块钱是办不了的。
残酷的青春
这段对他来说略显残酷的青春也就在那一刻戛然而止，或许他的心中还藏着当年的那个致富梦，或许还有很多问题他依旧没有想明白。
表哥与姨父再次绝望了，那台曾经寄托了他们一家所有希望的中巴车再也没有出现。期间，姨父还是有些想不通，他想要通过信访去反映问题。于是，找了当时刚上大学的我帮他写了一份所谓的反映材料，之后又找了一个当律师的朋友。所有的人都对他说这样的上访是徒劳的，问题的关键早已不是你当时撞没撞人，而是你不应该拖着养路费不交。
之后，表哥与姨父之间的关系也似乎在不断恶化。姨父总想用自己的人生经验来教导儿子怎么做人，怎么做事。但姨父的经验似乎早已被证明是不管用的，表哥也越来越反感姨父的说教。有时，两父子会因为外人看似莫名其妙的原因而当场翻脸。
对于这个家庭彻底失望后，表哥决定去打工，大多时候是在歌舞厅、KTV之类的娱乐场所当服务生。尽管所有亲戚都觉得这份工作没有太多前途，并且认为这样的事只是乡下人才会干，城里人应该做些更体面的工作。但谁也无法向表哥介绍更适合他的工作。
慢慢地，大家也接受了表哥成为一个服务生的现实。后来，表哥与一个在KTV当收银员、家境也不富裕的女孩相恋。对于这段恋情，也没有人反对，因为谁也说不出反对的理由，但我从长辈的只言片语中觉察到了“那女孩的家里不怎么样”的评价。
表哥结婚的那一天，我在南京念书，回不去，只能通过电话送去祝福。
“怎么这么早就结婚了？”
“都25了，也不早了。”
“恭喜恭喜啊！”
……
除了冠冕堂皇的祝福，我们的对话似乎陷入到了无话可说的状态。毕竟对于我来说，25岁就结婚确实显得太早。
之后，会从母亲的嘴中听到关于表哥的些许消息，比如由于被查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他不得不辞去服务生的工作。表嫂怀孕了，但觉得现在养不起，又做了人流。之后，表哥只身一人去了深圳、上海等地打工。据说，有段时间是在上海南京路上的“味千拉面”。
总之，这一切都是来自母亲的嘴中。关于表哥的生活、工作、家庭，似乎我永远也找不到机会和他静静地聊一聊。每次的见面也只是礼节性的问候，以至于我们相互间到后来都没有了各自的手机号码。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能理解他这些年的艰辛。当年欠下的债，看来是无法指望已经年迈的姨父。由于没有任何技术，加上又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表哥外出的打工之路可谓举步维艰。
我不知道表哥怎么得食道癌的，或许至今这个过程谁也说不清楚。只记得有次在电话中，母亲说表哥身体不舒服，又回家了。后来听说，去世前表哥已经吃不下东西，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只是胃病。然而，吃过药后，病情一直不见好转，最后是卧床不起。
送去医院的路上，表哥央求着“别去医院了，还是回家吧”。或许他觉得挺一挺也就过去了，也或许他明白如果去医院治，这个原本就在贫困线上下挣扎的家庭将更加困难，更或许他已经知道自己的路不远了，送到医院只是浪费钱……
然而，表哥最终还是没能回家。前往医院的出租车上，他等不急而立之年的到来，就离开了这个在他看来有着诸多不公与令人愤怒的社会。一个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地定格在了29岁，这段对他来说略显残酷的青春也就在那一刻戛然而止，或许他的心中还藏着当年的那个致富梦，或许还有很多问题他依旧没有想明白。
2008年9月14日（中秋节）于南京
